对话“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一、刘昌：将“责任”镌刻为生命底色
刘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记者：从医坛新秀到业界翘楚，结合您的经历，请谈一谈医者从青涩到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刘昌：医者的成熟之路，是理想追求与现实磨砺交织的修行。青涩与成熟的分界，在于能否将“责任”二字镌刻为生命底色。从青涩到成熟的标志，不仅体现在专业技能的精进，更在于对敬畏生命的理解，在于价值理念的沉淀与精神境界的升华，在于主动将个人期望与国家召唤、患者福祉相连，在医学的星空中点亮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记者：您非常注重课程思政和医学人文教育。在您看来，课程思政和医学人文教育对于塑造一名合格的医者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刘昌：医学的本质是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实践。课程思政为医学生筑牢信仰根基，医学人文教育则赋予其温暖生命的技能与情怀。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通过顶层设计、实践路径与制度保障，推动医学教育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最终目标是培养“精于术、诚于德、善于沟通、心怀大爱”的新时代医者。
课程思政和医学人文教育是培养新时代合格医者的“双螺旋”——二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它们的作用体现在多个维度。比如，铸就“生命至上”的职业信仰。课程思政通过医学伦理案例教学，使学生深刻理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内涵。再如，锤炼“有温度的临床能力”。医学人文教育并非空谈情怀，而是能转化为诊疗技能。我们在医学生的临床学习中引入“平行病历”，通过引导他们记录患者的心理状态，培养他们“见病更见人”的思维。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医者、师者、科研工作者的多重身份，又如何平衡三者？
刘昌：身为医者，与患者的连接确实超越了普通的服务关系。记得在为一名肝癌患者实施手术前，他握着我的手说“这条命就交给您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生命的重量正压在自己的肩头。这份托付不是负担，而是促使我们不断精进的动力。
我与团队在2017年首次尝试开展CAR-T治疗晚期肝癌肺转移病例时，在实验室反复讨论评估，做好各种预案。我相信，每一名医学科研工作者都是将临床中遇到的新问题带进实验室，并熬过无数个日夜，最终发现新机制、新技术。这种从病床到实验室的循环，正是医者与科研工作者身份的转换和融合。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时，我坚持每周四上午雷打不动出门诊。某次，为给疑难病例会诊，我凌晨3时仍在查阅文献，但早上8时又准时出现在手术室。这依靠团队协作得以实现——我的博士生们承担了部分基础研究工作，年轻医师们则在临床中快速成长。教学相长的智慧，使多重身份不是负担，而是相互滋养的源泉。
刘昌：当注视着“白求恩奖章”上那位跨越国界的医者的浮雕，感悟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时，我心生感佩。这份荣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我们紧握手术刀时，要记得背后是万千家庭的性命相托；当我们站上讲台时，要记得培养既有仁心又有匠心的下一代医者；当我们进行学术研讨时，要记得如何使成果真正惠及患者。医学的真谛，终究在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二、江涛：为患者，愿走这条艰难的路
江涛，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
记者：神经外科是很难的一个领域，脑肿瘤治疗是其中更难的一个方向，脑胶质瘤更是因为恶性程度高让人谈之色变。为什么会将脑胶质瘤作为临床和科研方向？这么难的一条路，有没有想过会很不好走？
江涛：选择脑胶质瘤作为研究方向，一方面是性格使然。我从小喜欢动手操作，所以选择了神经外科。脑肿瘤在颅内疾病中占比很高，仅次于血管病。其中，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成人颅内恶性肿瘤，恶性程度极高。在青年男性的致死性癌症中，脑胶质瘤排名第三；在女性中，它是第四位的致死性癌症；在儿童中，它是仅次于白血病排名第二的致死性癌症。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这个疾病很具挑战性，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老师——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的支持。王老师说过，北京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就是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治疗别人治不了的病。路越难走，越需要有人去探路。越是难治的病，我们越要下功夫，争取解决它。
有了这个目标，我就希望到治疗脑胶质瘤前沿的地方看一看。2002年，我申请博士后研究。当时，我就埋头查阅国际医学顶刊上所有与脑胶质瘤相关的论文，看到一篇就给第一作者发一封电子邮件毛遂自荐，一共发了119封，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了我的信，只记得收到了五六封回信。最终，我去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学习深造。脑胶质瘤手术的一个关键难点是肿瘤与脑组织往往没有明显的边界，手术中切多了很可能损伤脑功能，给患者留下各种后遗症，切不干净又会增加复发的风险。当时，美国医生已依靠先进技术和设备，在追求保留脑功能的同时，尽量把肿瘤切干净了。
记者：这些经历和见闻，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江涛：回国后，我第一时间发起了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历经16年建成了CGGA多维组学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让全世界的医生主动给中国患者治疗。
以前，临床研究大多依赖国外数据库，入库患者多是白色人种。在精准医学的背景下，细微的数据差异都可能导致受益人群的变化，以白种人数据为主得到的研究成果对亚洲人而言自然价值有限。而这个以中国患者数据为主的脑胶质瘤数据库免费向全世界开放，使用这个数据库开展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于黄种人而言更加具有参考价值。
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脑胶质瘤数据库已经被列为世界神经肿瘤研究七大综合性数据库之一。应用我们的数据库，全球学者在国际学术顶刊发表了超过1000篇论文。
基于这个数据库，在2014年，我们建立了全级别的脑胶质瘤融合基因谱，发现并命名了一个全新的促进脑胶质瘤恶性进展的融合基因——PTPRZ1-MET。PTPRZ1-MET作为脑胶质瘤新的分子诊断标记，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
我们还设计出一种针对PTPRZ1-MET融合基因、能高效穿透血脑屏障的小分子化合物，将复发脑胶质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2倍时间、2年死亡风险降低到40%。
记者：从医30多年，您的工作和研究远不止于此。您率先在国内开展术中唤醒手术，带领研究团队建立大脑重要功能区精准定位保护方案，针对脑语言区占位建立多语种语言功能区精准定位与保护方案，将脑胶质瘤术后长期功能障碍率由15年前的23.3%逐步降至1.6%，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对于患者、对于您意味着什么？
江涛：我治疗过一名年轻的脑胶质瘤患者，他的父亲通过查询发现脑胶质瘤很难治，万念俱灰。后来，是他的母亲带着他来找我看病。还有一名患者的丈夫告诉我，每次爱人做核磁共振，他的心都揪得疼。这些人、这些事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病治好，给这些家庭带来一些幸福感。
我们在2011年碰到过这样一名患者，他当时就读于某重点大学国画专业。大三的时候，他发现手不听使唤，检查后确诊患了脑胶质瘤。我们为他做了3次手术。经过综合治疗，他健康地生活了8年。后来，他肿瘤复发。如果按过去的方案，治疗难度极大。但是使用了我们的技术和药物之后，治疗效果非常好。
从医30多年，从门诊到病房，我治疗过超过5000名患者，存活时间最长的将近20年。在CGGA数据库里，研究人员随访着一批存活18年以上的患者。作为一名医生，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使患者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我的工作能为这些患者带来健康，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事。
（以上内容来源于健康报）
编辑：马玲娜 史卓然
哈医大二院医德医风办公室
